兵家始祖姜子牙：文韬武略 安邦立国
发布时间：2022-11-20 15:11:33作者：准提咒问答网
兵家始祖姜子牙：文韬武略 安邦立国
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生卒年不详。姜太公的先祖曾封于吕，故以吕为氏，又称“吕尚”。此外，在先秦文献中还称他为“太公望”、“吕望”、“吕牙”、“太公”、“师尚父”等，后世则俗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是我国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西周文、武、成王三代的主要政治、军事宰辅，史称其“佐天子为圣臣，治邦国为圣君”，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时，他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封国之一———齐国的开国始祖。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谋略，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暮年大任 助鼎天下
关于姜太公的家世，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一般认为他的远祖是炎帝神农氏。《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其后，姬、姜两姓即累世联姻，成为两个血亲关系极密切的部族；在姬周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姜姓部族一直是周邦最为得力的羽翼。《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可见，姜太公的先祖在虞舜时曾任“四岳”（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之事的官长），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或申（都在今河南南阳一带）。而太公这一枝经过不断的发展和迁徙，仍以封姓吕为氏，所以姜太公又称吕尚。
关于姜太公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记载。《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太公“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
姜太公的家世是显赫的，但是其出身却是低微的。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经做过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贩。《战国策？秦五》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汉代刘向的《说苑？尊贤》也说：“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这些文献虽然语焉不详，说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太公垂暮之年还曾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太公曾经是夫入妇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战国策？秦五》说他是“齐之逐夫”，高诱注解说是“为老妇之逐”，即姜太公是作为赘婿被老妇逐出的。刘向也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说苑·杂言》），最后被老妇逐出家门，所以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说苑·尊贤》）。
还有一些文献提到，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商纣王朝中担任过官职，后来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无道而离开，过了一段游说和隐居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西伯。”至于姜太公事纣、游说和隐居的具体细节，历史文献中都鲜有提及。
姜太公的大半生一直很不得志，可以说是怀才不遇。直到在大约七十岁之后遇到周文王（西伯姬昌）时，令他大器晚成的历史机缘才姗姗到来。
姜太公遇文王的具体情况，仅《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记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除了上引姜太公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归顺西伯的说法之外，“渭川坐钓遇文王”的说法更具有传奇色彩：“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钓渔奸（通“干”，求取）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出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一个“奸”字表明了姜太公垂钓渭水是有预谋的，其真实意图不过是等待文王的到来。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另一种说法则说吕尚原是不仕之士，隐居在海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yǒu）里的时候，其手下的大臣散宜生、闳夭等素知姜太公的才智，就去召请他。姜太公也听说文王有贤名，尊长者，欣然应召。三人设计献美女奇物给纣王，终于将文王赎了出来，使文王得以返回邦国。
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姜太公归周后，才真正得遇贤主，得以施展其非凡的文韬武略，成为文王、武王及成王三代最主要的政治、军事宰辅。
周文王从羑里返回邦国后，姜太公出谋划策，辅佐他内修文治，外树武功，为伐纣灭商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齐太公世家》说，“周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意思是说，文王自里脱身回来后，与吕尚密谋施行德政去推翻商朝的政权，这些事大都体现了用兵的权谋与奇妙的计策，所以后世谈论用兵及周的权术都推崇姜太公是主要的策划者。根据历史文献，周文王当时采取的策略，主要是表面上对商纣无比恭顺而暗中则积极进行反商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对内推行德政，修德爱民，如开仓赈济鳏寡孤独等；对外一方面争取虞、芮等小国的拥护，一方面则出兵灭掉崇、密须、犬夷等商朝的附庸国；同时，大力兴建丰邑，使周的势力悄悄向东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逐渐蚕食和削弱了商纣的统治，使周的势力范围得以极大的扩展，为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切，大多出自姜太公的谋划，正所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齐太公世家》，以下只注篇名）。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周本纪》）。此后，姜太公继续辅佐周武王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参与策划和指挥了反商伐纣的军事行动，为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九年的时候，曾经进行过一次反商伐纣的军事预演，在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结成了反商大同盟。“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为了试探诸侯是否听从号令，军队出发时，姜太公手执黄斧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水兽名，这里指掌管舟楫的官名），集合你们的部队，给你们船只，迟到的斩首！”到了盟津后，诸侯事先未经约定而前来会师的就有八百家，并一致认为可以讨伐纣王。由于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这次并没有真正展开伐纣的军事行动。不过，通过这次试探性的会盟，姜太公实际上是协助武王成功地组织了一次伐纣的军事演习，联合诸侯，结成了反商大同盟。
两年后，商纣王残忍地剖杀了贤臣比干，囚禁了贤臣箕子，进一步暴露了其暴虐无道的本性，武王伐纣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可是，出师前进行占卜的结果却不吉利，而且暴风雨大作，大臣们都感到恐惧。只有姜太公不迷信龟兆和天象，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论衡·卜筮》），认为枯死的龟骨和蓍草哪里知道什么凶吉，坚决劝武王出兵。于是，武王出师伐纣，在牧野与商纣进行了大决战。《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武王会集诸侯兵力四千辆战车陈师于牧野，纣王也发动大军前来拒敌。武王先派师尚父带领百名勇士冲入敌阵挑战，然后以大部队冲向纣王的部队。最终纣王大败，登鹿台自焚身亡。可见，在武王伐纣从谋划、决策、出征到败敌的全过程中，姜太公都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才智，不仅是文治武功兼具的领兵主帅，而且也是身先士卒的战场勇士。《诗经·大雅·大明》这样赞颂牧野之战中的姜太公：
牧野洋洋（牧野战场多宽广），
檀车煌煌（兵车鲜明而堂皇），
驷騵彭彭（战马威武而雄壮），
维师尚父（我们的统帅师尚父），
时维鹰扬（真像苍鹰在飞翔）。
灭纣之后，武王采取了一系列做好战争善后工作以及稳定民心、巩固政权的措施。他一方面散发商纣囤积的钱粮，赈济贫民，即所谓“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另一方面，“封比干墓，释箕子囚”，以争取人心。同时“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除旧布新）”。所有这些，也是“师尚父谋居多”（《齐太公世家》）。
周武王推翻商纣、定鼎天下以后，对功臣谋士和宗室进行了大分封。《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由于功勋卓著，姜太公被作为第一号功臣，封在齐地，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东北）。之所以将他封到齐地，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姜太公本是东海一带的人，二是当时齐地是东夷（东方各部落）杂居的地方，在周的政权刚刚建立之时秩序尚未完全稳定，要依靠他去治理，以达到“以蕃屏周”的目的。
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带领随从和兵士前往封国的路上，夜宿旅舍，走得很慢。旅舍的主人在外面议论说：“时机难得而容易错过，这些客人睡得很安稳，大概不是去封国就任的吧。”姜太公猛然惊醒，穿上衣服连夜赶路，天亮时就到达营丘。果然，营丘附近的莱夷人前来攻打。原来周政权刚刚建立，还未及安定远方各国，所以莱侯趁乱前来争夺营丘。幸亏姜太公及早赶到，击退莱人，建立齐国，为西周政权在东方开创了一个稳定的局面。
周武王平定天下后两年就去世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周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担心天下人趁机反叛周室，就代替成王摄政。这时宗族内部就有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干出不利于成王的事情。同时，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勾结原是被武王派去监督他的管叔鲜、蔡叔度等人，觊觎王位，蠢蠢欲动。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周公首先寻求姜太公等老臣的支持。“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退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反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鲁周公世家》）正是在姜太公等老臣的理解和支持下，周公才得以安定了内外人心，稳住了局势。后来，当周公准备东征去平定武庚、管、蔡叛乱的时候，又派召公以成王名义命令姜太公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太公世家》）
姜太公很好地完成了“以蕃屏周”的重任，支持周公摄政讨逆，为稳定西周政权、维护天下一统做出了重要贡献。
姜太公封齐之后，对齐地进行了精心的治理，经过一番艰苦的创业之后，逐渐建立了一个强大而富庶的东方诸侯国，并开创和形成了独特的齐文化传统，由此成为齐国的开国始祖和齐文化的奠基人。
根据史书的记载，齐都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出产不多，人口稀少。《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xì，盐碱地）卤，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本着务实的原则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齐太公世家》）和“尊贤智，赏有功”（《汉书？地理志》）等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齐国。在政治上，他大力推行“尊贤尚功”的治国方针。《吕氏春秋？长见》记述了一段姜太公和周公旦关于如何治理自己封国的对话，与周公旦的“亲亲上恩”不同，姜太公提出的治国方针是更注重实际效用的“尊贤尚功”，也就是尊重贤者，推重功业。在文化上，他则因地制宜地提出“因其俗，简其礼”，也就是尊重当地风俗，简化礼制，实行文化宽容政策。在经济上，他提倡商业和手工业，并利用齐国的沿海条件，发展渔盐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终于将齐国建设成为一个实力雄厚而且“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货殖列传》）的东方大国。同时，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他将形成于西方黄土高原的周文化与呈现出浓厚的滨海特色的东夷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传统。
文韬武略 安邦立国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内容很丰富，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稀少，所以现在很难见其全貌。较为集中地体现姜太公政治和军事思想的是大约在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六韬》一书。《六韬》是一部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谈论治国与用兵之道的兵书，所论话题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哲学等各个领域，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虽然《隋书？经籍志》兵家类题《六韬》为“周文王师吕望撰”，但自宋代以来的学者多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六韬》不是姜太公的著作。目前一般认为，《六韬》应该是在战国中后期由后学假借姜太公之名写成的。《六韬》虽然不是姜太公亲著，但却是保留和反映姜太公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著作。
姜太公的政治思想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举贤尚功的实用思想、重视赏罚的法纪思想和重视发展农业与工商业的经济思想。
姜太公从商之所以亡和周之所以兴的时代更迭之中深深地体会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独得）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的道理。所以，当文王问他“治国之大务”时，姜太公的回答是“爱民而已”（《文韬·国务》）。而爱民的具体含义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具体做法则是“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相反，如果“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同上）。可见，姜太公爱民思想主旨就是要保障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惠民利民，顺应民心民意。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姜太公就封齐国时，才会根据齐地的实际情况实行“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等一系列顺民、富民的政策。
在提倡爱民的同时，姜太公还主张“尊贤尚功”，推行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六韬·文韬》中有《上贤》、《举贤》两章，大体都是对姜太公“尊贤尚功”思想的具体陈述。“尊贤尚功”的具体含义是尊重和任用贤能的人才，推重和崇尚功利、功业。“尊贤”是“尚功”的前提，“尚功”则是“尊贤”的最终目的。《举贤》篇中，面对文王提出的“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的矛盾，太公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而造成这种“有名无实”的过失则在于“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他进一步指出了举贤中常见的弊病：“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结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结党营私）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要避免这样的弊病，就应该“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在《文韬·六守》中，姜太公还提出了选用人才的“六守”，也就是六条应该坚持的标准，即“仁”、“义”、“忠”、“信”、“勇”、“谋”，并提出了用人时对这六条标准进行考核的具体办法。总之，姜太公的“举贤尚功”思想充满了很强的效益意识和务实精神，同时也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
与“尊贤尚功”的实用思想相应，姜太公非常重视法纪和赏罚。《文韬·法治》中说，文王问太公“治国之所贵”，太公说，“贵法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则治道通，治道通则民大利，民大利则君德彰”。可见，姜太公非常重视遵循法纪对治国的重要意义，主张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就要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所以姜太公又很重视对赏罚的正确运用。他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文韬·赏罚》）也就是说，用赏贵在守信，用罚则贵在必行；赏必信，罚必行，让人们的耳目可以听到看到，那么即使没有听到看到的人，也没有不被赏罚所暗中感化和震慑的。他还强调实行赏罚应当公正无私，不以爱憎为转移，即“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文韬·盈虚》）。可以说，这种重视赏罚的法纪思想对于姜太公在辅周灭商和治理齐国的实践中最终都能成就功业，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姜太公还主张治国应该富民，以达到强国的目的；而富民的关键则是要重视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姜太公主张“富民”是其“爱民”思想的自然延伸，同时也是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得出的必然认识。刘向《说苑？政理》载，当文王问到怎样治理天下时，姜太公答道，“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之国富仓府”。也就是认为只有富民，才能真正称王于天下；如果只富士人或大夫，则这个国家只能称霸一时或仅仅维持存在的现状；如果统治者只顾充实自己的府库，最终就会亡国。姜太公富民的具体经济措施就是重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他认为“人君有六守三宝”，其中“三宝”就是“大农、大工、大商”；“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文韬·六守》）。通过三业并举，才能最终使百姓富足，国家安定。
姜太公的军事思想是在辅周灭商的战争实践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包含了博大丰富的内容。概言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兵为凶器
《六韬·武韬·兵道》中，姜太公说：“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公视“兵为凶器”，认为战争是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怪物，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发动战争。这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战争观，与他政治上的“爱民”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通。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观，他才辅佐周武王吊民伐罪，发动了伐纣灭商的正义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二、注重文伐，不战而胜。
姜太公论兵，极重谋略，追求不战而胜的至高境界，即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武韬·发启》）。而获得不战而胜效果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文伐”。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仞而伐之也”（《武经七书汇解》），也就是以非军事的手段分化和瓦解敌人。在《武韬？文伐》中，姜太公提出了十二条“文伐”的计谋，主要是：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其深情；辅其淫乐，以削其志；严其忠臣，而薄其赂；收其内，间其外；欲锢其心，必厚赂之；赂以重宝，因与之谋；尊之以名，无难其身；下之必信，以得其情；塞之以道，迷其耳目；养其乱臣以迷之。这十二条“文伐”之计，可以说是姜太公谋略的典型体现。
三、论将之道
姜太公非常重视军事将领的重要性。在《龙韬·论将》中，他对周武王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当周武王问他为将之道的时候，姜太公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 ，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在《龙韬？选将》中，姜太公又提出了选将的方法。他先向武王列举了十五种外貌与内情不一致的情况，认为选将不应以貌取人，而应进行深入的求证。求证的办法有八种，即“八征”：“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通过这八个方面的求证，“则贤、不肖别矣”。姜太公认为为将应该注意树立威信：“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审慎）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悦）者，赏之。”（《龙韬·将威》）同时还应该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共苦：“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龙韬·励军》）
四、兵为诡道，出奇制胜
姜太公认为，战争行为是崇尚诡诈和谋略的，应该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说：“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武韬·发启》）又说：“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武韬·兵道》）因此，只有善于在奇正虚实之间灵活转换，施奇谋，用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克敌制胜，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他还在《龙韬·奇兵》中，具体论述了二十六种运用奇兵的方法。
五、抓住战机，时至不疑
姜太公特别强调在战争过程中应该善于抓住战机，并果断地采取行动。他说：“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文韬·明传》）又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龙韬·军势》）。在战争中，最忌犹豫不决，狐疑不定。善于作战的人，面对稍瞬即逝的战机，一定能够准确把握，果断出击。如果贻误战机，反而会给自身带来灾难。所以在《犬韬·武锋》中，姜太公特别列举了十四种可以克敌制胜的有利战机。武王出征伐纣之前，因为占卜不吉和风雨暴至而使群臣恐惧的关键时候，姜太公正是看准了伐纣的时机已经到来，不可贻误，所以才坚决主张出兵，最终取得胜利。
六、兵农合一，寓兵于民
姜太公认为人民群众甚至是农耕器具都可以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他说：“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胄干也；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钹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输粟收刍，其廪库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堑垒也。故用兵之道，尽在于人事也。”（《龙韬·农器》）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兵农合一、寓兵于民的军事思想。
综观姜太公的政治、军事思想，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而且贯穿着一条基本的精神主线，那就是通权达变，务实尚用。
文治武功 惠及后世
姜太公是商周换代之际的风云人物，他大器晚成，却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被尊为周师齐祖。他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不仅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传统，而且对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姜太公的政治才华主要是在齐国得以施展的。他在治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顺民富民、尊贤尚功、重视赏罚法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谋略，多为后人所广泛效法和借鉴，并对齐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姜太公推行的“因其俗，简其礼”、强调顺应民俗民意的治齐策略，被齐国后来的历代政治家们如管仲、田骈等人所继承，由此形成了一种对不同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保持宽容态度的思想传统，使齐国的文化发展获得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不同的思想学说都能在这里竞相呈现，得以发展，最终酝酿了战国时代齐稷下学宫的那种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姜太公“尊贤尚功”思想直接开创了齐国推崇实利和功效的社会传统，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像管仲这一类身份较低的杰出人才才有可能获得晋身之阶，得以成为春秋时代齐国政治舞台上独领风骚于一时的重要人物，并直接促成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姜太公重视赏罚法纪的思想也对齐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姜太公之后，管仲倡导礼法并用，晏婴则十分强调礼制的重要性，齐国稷下学派中也有研究刑名法纪问题的学派，使礼法之学成为齐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姜太公重视发展农、工、商三业的思想，也多为管仲等后世政治家所继承。管仲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并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三宝”并重的思想，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主张。总之，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在齐国形成了一种讲求实际、重视实效、推重实业的社会意识，从而形成了齐文化传统。
姜太公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其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可以说是肯定了姜太公作为中国兵家始祖的地位。姜太公的军事思想对齐国的影响最深，使得中国古代的兵学，历来都以齐国为最。先秦时代，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大部分都出于齐国，如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单等；最杰出的军事著作也都出于齐，如《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其中《孙子兵法》更是一部震古烁今、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军事巨著；而一些深受齐国兵学影响的非军事学者如晏子、荀子等也都熟谙兵道，喜论兵法，所以《晏子春秋》、《荀子》中也都有论兵的重要内容。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源自姜太公的流风余韵。秦汉以降的历代兵家如张良、曹操、诸葛亮、李靖等人，也都从姜太公军事谋略中获得教益，得到启发。此外，后代也有很多人伪托姜太公之名撰写兵书兵法，以致种类繁多，乱花迷径，难以考辨，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姜太公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总之，姜太公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文韬武略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封神榜》等中国民间传奇和故事中甚至被塑造成一个可以通天地、役鬼神的得道高人，成为一个被神化的人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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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生卒年不详。姜太公的先祖曾封于吕，故以吕为氏，又称“吕尚”。此外，在先秦文献中还称他为“太公望”、“吕望”、“吕牙”、“太公”、“师尚父”等，后世则俗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是我国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西周文、武、成王三代的主要政治、军事宰辅，史称其“佐天子为圣臣，治邦国为圣君”，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时，他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封国之一———齐国的开国始祖。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谋略，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暮年大任 助鼎天下
关于姜太公的家世，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一般认为他的远祖是炎帝神农氏。《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其后，姬、姜两姓即累世联姻，成为两个血亲关系极密切的部族；在姬周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姜姓部族一直是周邦最为得力的羽翼。《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可见，姜太公的先祖在虞舜时曾任“四岳”（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之事的官长），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或申（都在今河南南阳一带）。而太公这一枝经过不断的发展和迁徙，仍以封姓吕为氏，所以姜太公又称吕尚。
关于姜太公的出身之地，史料中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记载。《孟子》的《离娄上》和《尽心上》两章都提到姜太公“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也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他是“东海上人”。但这些说法都很笼统含糊。
姜太公的家世是显赫的，但是其出身却是低微的。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他遇周文王之前曾经做过不得志的屠夫和小商贩。《战国策？秦五》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尉缭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居于朝歌。”汉代刘向的《说苑？尊贤》也说：“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这些文献虽然语焉不详，说法不一，但是大致都透露出姜太公垂暮之年还曾在棘津做过卖吃食的小贩，在朝歌当过屠夫。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姜太公曾经是夫入妇家的赘婿，后来因为不擅生计而被老妇逐出家门。《战国策？秦五》说他是“齐之逐夫”，高诱注解说是“为老妇之逐”，即姜太公是作为赘婿被老妇逐出的。刘向也说“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说苑·杂言》），最后被老妇逐出家门，所以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说苑·尊贤》）。
还有一些文献提到，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曾经在商纣王朝中担任过官职，后来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无道而离开，过了一段游说和隐居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西伯。”至于姜太公事纣、游说和隐居的具体细节，历史文献中都鲜有提及。
姜太公的大半生一直很不得志，可以说是怀才不遇。直到在大约七十岁之后遇到周文王（西伯姬昌）时，令他大器晚成的历史机缘才姗姗到来。
姜太公遇文王的具体情况，仅《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记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除了上引姜太公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归顺西伯的说法之外，“渭川坐钓遇文王”的说法更具有传奇色彩：“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钓渔奸（通“干”，求取）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出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一个“奸”字表明了姜太公垂钓渭水是有预谋的，其真实意图不过是等待文王的到来。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另一种说法则说吕尚原是不仕之士，隐居在海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yǒu）里的时候，其手下的大臣散宜生、闳夭等素知姜太公的才智，就去召请他。姜太公也听说文王有贤名，尊长者，欣然应召。三人设计献美女奇物给纣王，终于将文王赎了出来，使文王得以返回邦国。
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姜太公归周后，才真正得遇贤主，得以施展其非凡的文韬武略，成为文王、武王及成王三代最主要的政治、军事宰辅。
周文王从羑里返回邦国后，姜太公出谋划策，辅佐他内修文治，外树武功，为伐纣灭商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齐太公世家》说，“周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意思是说，文王自里脱身回来后，与吕尚密谋施行德政去推翻商朝的政权，这些事大都体现了用兵的权谋与奇妙的计策，所以后世谈论用兵及周的权术都推崇姜太公是主要的策划者。根据历史文献，周文王当时采取的策略，主要是表面上对商纣无比恭顺而暗中则积极进行反商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对内推行德政，修德爱民，如开仓赈济鳏寡孤独等；对外一方面争取虞、芮等小国的拥护，一方面则出兵灭掉崇、密须、犬夷等商朝的附庸国；同时，大力兴建丰邑，使周的势力悄悄向东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逐渐蚕食和削弱了商纣的统治，使周的势力范围得以极大的扩展，为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切，大多出自姜太公的谋划，正所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齐太公世家》，以下只注篇名）。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周本纪》）。此后，姜太公继续辅佐周武王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参与策划和指挥了反商伐纣的军事行动，为西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九年的时候，曾经进行过一次反商伐纣的军事预演，在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结成了反商大同盟。“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为了试探诸侯是否听从号令，军队出发时，姜太公手执黄斧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水兽名，这里指掌管舟楫的官名），集合你们的部队，给你们船只，迟到的斩首！”到了盟津后，诸侯事先未经约定而前来会师的就有八百家，并一致认为可以讨伐纣王。由于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这次并没有真正展开伐纣的军事行动。不过，通过这次试探性的会盟，姜太公实际上是协助武王成功地组织了一次伐纣的军事演习，联合诸侯，结成了反商大同盟。
两年后，商纣王残忍地剖杀了贤臣比干，囚禁了贤臣箕子，进一步暴露了其暴虐无道的本性，武王伐纣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可是，出师前进行占卜的结果却不吉利，而且暴风雨大作，大臣们都感到恐惧。只有姜太公不迷信龟兆和天象，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论衡·卜筮》），认为枯死的龟骨和蓍草哪里知道什么凶吉，坚决劝武王出兵。于是，武王出师伐纣，在牧野与商纣进行了大决战。《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武王会集诸侯兵力四千辆战车陈师于牧野，纣王也发动大军前来拒敌。武王先派师尚父带领百名勇士冲入敌阵挑战，然后以大部队冲向纣王的部队。最终纣王大败，登鹿台自焚身亡。可见，在武王伐纣从谋划、决策、出征到败敌的全过程中，姜太公都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才智，不仅是文治武功兼具的领兵主帅，而且也是身先士卒的战场勇士。《诗经·大雅·大明》这样赞颂牧野之战中的姜太公：
牧野洋洋（牧野战场多宽广），
檀车煌煌（兵车鲜明而堂皇），
驷騵彭彭（战马威武而雄壮），
维师尚父（我们的统帅师尚父），
时维鹰扬（真像苍鹰在飞翔）。
灭纣之后，武王采取了一系列做好战争善后工作以及稳定民心、巩固政权的措施。他一方面散发商纣囤积的钱粮，赈济贫民，即所谓“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另一方面，“封比干墓，释箕子囚”，以争取人心。同时“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除旧布新）”。所有这些，也是“师尚父谋居多”（《齐太公世家》）。
周武王推翻商纣、定鼎天下以后，对功臣谋士和宗室进行了大分封。《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由于功勋卓著，姜太公被作为第一号功臣，封在齐地，建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东北）。之所以将他封到齐地，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姜太公本是东海一带的人，二是当时齐地是东夷（东方各部落）杂居的地方，在周的政权刚刚建立之时秩序尚未完全稳定，要依靠他去治理，以达到“以蕃屏周”的目的。
据《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带领随从和兵士前往封国的路上，夜宿旅舍，走得很慢。旅舍的主人在外面议论说：“时机难得而容易错过，这些客人睡得很安稳，大概不是去封国就任的吧。”姜太公猛然惊醒，穿上衣服连夜赶路，天亮时就到达营丘。果然，营丘附近的莱夷人前来攻打。原来周政权刚刚建立，还未及安定远方各国，所以莱侯趁乱前来争夺营丘。幸亏姜太公及早赶到，击退莱人，建立齐国，为西周政权在东方开创了一个稳定的局面。
周武王平定天下后两年就去世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周成王即位。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担心天下人趁机反叛周室，就代替成王摄政。这时宗族内部就有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干出不利于成王的事情。同时，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勾结原是被武王派去监督他的管叔鲜、蔡叔度等人，觊觎王位，蠢蠢欲动。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周公首先寻求姜太公等老臣的支持。“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退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反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鲁周公世家》）正是在姜太公等老臣的理解和支持下，周公才得以安定了内外人心，稳住了局势。后来，当周公准备东征去平定武庚、管、蔡叛乱的时候，又派召公以成王名义命令姜太公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太公世家》）
姜太公很好地完成了“以蕃屏周”的重任，支持周公摄政讨逆，为稳定西周政权、维护天下一统做出了重要贡献。
姜太公封齐之后，对齐地进行了精心的治理，经过一番艰苦的创业之后，逐渐建立了一个强大而富庶的东方诸侯国，并开创和形成了独特的齐文化传统，由此成为齐国的开国始祖和齐文化的奠基人。
根据史书的记载，齐都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出产不多，人口稀少。《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xì，盐碱地）卤，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本着务实的原则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齐太公世家》）和“尊贤智，赏有功”（《汉书？地理志》）等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齐国。在政治上，他大力推行“尊贤尚功”的治国方针。《吕氏春秋？长见》记述了一段姜太公和周公旦关于如何治理自己封国的对话，与周公旦的“亲亲上恩”不同，姜太公提出的治国方针是更注重实际效用的“尊贤尚功”，也就是尊重贤者，推重功业。在文化上，他则因地制宜地提出“因其俗，简其礼”，也就是尊重当地风俗，简化礼制，实行文化宽容政策。在经济上，他提倡商业和手工业，并利用齐国的沿海条件，发展渔盐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终于将齐国建设成为一个实力雄厚而且“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货殖列传》）的东方大国。同时，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他将形成于西方黄土高原的周文化与呈现出浓厚的滨海特色的东夷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传统。
文韬武略 安邦立国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内容很丰富，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稀少，所以现在很难见其全貌。较为集中地体现姜太公政治和军事思想的是大约在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六韬》一书。《六韬》是一部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谈论治国与用兵之道的兵书，所论话题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哲学等各个领域，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虽然《隋书？经籍志》兵家类题《六韬》为“周文王师吕望撰”，但自宋代以来的学者多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六韬》不是姜太公的著作。目前一般认为，《六韬》应该是在战国中后期由后学假借姜太公之名写成的。《六韬》虽然不是姜太公亲著，但却是保留和反映姜太公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著作。
姜太公的政治思想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举贤尚功的实用思想、重视赏罚的法纪思想和重视发展农业与工商业的经济思想。
姜太公从商之所以亡和周之所以兴的时代更迭之中深深地体会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独得）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的道理。所以，当文王问他“治国之大务”时，姜太公的回答是“爱民而已”（《文韬·国务》）。而爱民的具体含义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具体做法则是“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相反，如果“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同上）。可见，姜太公爱民思想主旨就是要保障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惠民利民，顺应民心民意。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姜太公就封齐国时，才会根据齐地的实际情况实行“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等一系列顺民、富民的政策。
在提倡爱民的同时，姜太公还主张“尊贤尚功”，推行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六韬·文韬》中有《上贤》、《举贤》两章，大体都是对姜太公“尊贤尚功”思想的具体陈述。“尊贤尚功”的具体含义是尊重和任用贤能的人才，推重和崇尚功利、功业。“尊贤”是“尚功”的前提，“尚功”则是“尊贤”的最终目的。《举贤》篇中，面对文王提出的“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的矛盾，太公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而造成这种“有名无实”的过失则在于“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他进一步指出了举贤中常见的弊病：“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结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结党营私）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要避免这样的弊病，就应该“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在《文韬·六守》中，姜太公还提出了选用人才的“六守”，也就是六条应该坚持的标准，即“仁”、“义”、“忠”、“信”、“勇”、“谋”，并提出了用人时对这六条标准进行考核的具体办法。总之，姜太公的“举贤尚功”思想充满了很强的效益意识和务实精神，同时也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
与“尊贤尚功”的实用思想相应，姜太公非常重视法纪和赏罚。《文韬·法治》中说，文王问太公“治国之所贵”，太公说，“贵法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则治道通，治道通则民大利，民大利则君德彰”。可见，姜太公非常重视遵循法纪对治国的重要意义，主张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就要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所以姜太公又很重视对赏罚的正确运用。他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文韬·赏罚》）也就是说，用赏贵在守信，用罚则贵在必行；赏必信，罚必行，让人们的耳目可以听到看到，那么即使没有听到看到的人，也没有不被赏罚所暗中感化和震慑的。他还强调实行赏罚应当公正无私，不以爱憎为转移，即“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文韬·盈虚》）。可以说，这种重视赏罚的法纪思想对于姜太公在辅周灭商和治理齐国的实践中最终都能成就功业，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姜太公还主张治国应该富民，以达到强国的目的；而富民的关键则是要重视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姜太公主张“富民”是其“爱民”思想的自然延伸，同时也是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得出的必然认识。刘向《说苑？政理》载，当文王问到怎样治理天下时，姜太公答道，“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之国富仓府”。也就是认为只有富民，才能真正称王于天下；如果只富士人或大夫，则这个国家只能称霸一时或仅仅维持存在的现状；如果统治者只顾充实自己的府库，最终就会亡国。姜太公富民的具体经济措施就是重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他认为“人君有六守三宝”，其中“三宝”就是“大农、大工、大商”；“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文韬·六守》）。通过三业并举，才能最终使百姓富足，国家安定。
姜太公的军事思想是在辅周灭商的战争实践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包含了博大丰富的内容。概言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兵为凶器
《六韬·武韬·兵道》中，姜太公说：“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公视“兵为凶器”，认为战争是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怪物，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发动战争。这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战争观，与他政治上的“爱民”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通。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观，他才辅佐周武王吊民伐罪，发动了伐纣灭商的正义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二、注重文伐，不战而胜。
姜太公论兵，极重谋略，追求不战而胜的至高境界，即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武韬·发启》）。而获得不战而胜效果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文伐”。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仞而伐之也”（《武经七书汇解》），也就是以非军事的手段分化和瓦解敌人。在《武韬？文伐》中，姜太公提出了十二条“文伐”的计谋，主要是：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其深情；辅其淫乐，以削其志；严其忠臣，而薄其赂；收其内，间其外；欲锢其心，必厚赂之；赂以重宝，因与之谋；尊之以名，无难其身；下之必信，以得其情；塞之以道，迷其耳目；养其乱臣以迷之。这十二条“文伐”之计，可以说是姜太公谋略的典型体现。
三、论将之道
姜太公非常重视军事将领的重要性。在《龙韬·论将》中，他对周武王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当周武王问他为将之道的时候，姜太公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 ，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在《龙韬？选将》中，姜太公又提出了选将的方法。他先向武王列举了十五种外貌与内情不一致的情况，认为选将不应以貌取人，而应进行深入的求证。求证的办法有八种，即“八征”：“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通过这八个方面的求证，“则贤、不肖别矣”。姜太公认为为将应该注意树立威信：“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审慎）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悦）者，赏之。”（《龙韬·将威》）同时还应该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共苦：“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龙韬·励军》）
四、兵为诡道，出奇制胜
姜太公认为，战争行为是崇尚诡诈和谋略的，应该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说：“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武韬·发启》）又说：“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武韬·兵道》）因此，只有善于在奇正虚实之间灵活转换，施奇谋，用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克敌制胜，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他还在《龙韬·奇兵》中，具体论述了二十六种运用奇兵的方法。
五、抓住战机，时至不疑
姜太公特别强调在战争过程中应该善于抓住战机，并果断地采取行动。他说：“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文韬·明传》）又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龙韬·军势》）。在战争中，最忌犹豫不决，狐疑不定。善于作战的人，面对稍瞬即逝的战机，一定能够准确把握，果断出击。如果贻误战机，反而会给自身带来灾难。所以在《犬韬·武锋》中，姜太公特别列举了十四种可以克敌制胜的有利战机。武王出征伐纣之前，因为占卜不吉和风雨暴至而使群臣恐惧的关键时候，姜太公正是看准了伐纣的时机已经到来，不可贻误，所以才坚决主张出兵，最终取得胜利。
六、兵农合一，寓兵于民
姜太公认为人民群众甚至是农耕器具都可以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他说：“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胄干也；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钹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输粟收刍，其廪库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堑垒也。故用兵之道，尽在于人事也。”（《龙韬·农器》）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兵农合一、寓兵于民的军事思想。
综观姜太公的政治、军事思想，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而且贯穿着一条基本的精神主线，那就是通权达变，务实尚用。
文治武功 惠及后世
姜太公是商周换代之际的风云人物，他大器晚成，却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被尊为周师齐祖。他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不仅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传统，而且对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姜太公的政治才华主要是在齐国得以施展的。他在治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顺民富民、尊贤尚功、重视赏罚法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谋略，多为后人所广泛效法和借鉴，并对齐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姜太公推行的“因其俗，简其礼”、强调顺应民俗民意的治齐策略，被齐国后来的历代政治家们如管仲、田骈等人所继承，由此形成了一种对不同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保持宽容态度的思想传统，使齐国的文化发展获得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不同的思想学说都能在这里竞相呈现，得以发展，最终酝酿了战国时代齐稷下学宫的那种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姜太公“尊贤尚功”思想直接开创了齐国推崇实利和功效的社会传统，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像管仲这一类身份较低的杰出人才才有可能获得晋身之阶，得以成为春秋时代齐国政治舞台上独领风骚于一时的重要人物，并直接促成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姜太公重视赏罚法纪的思想也对齐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姜太公之后，管仲倡导礼法并用，晏婴则十分强调礼制的重要性，齐国稷下学派中也有研究刑名法纪问题的学派，使礼法之学成为齐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姜太公重视发展农、工、商三业的思想，也多为管仲等后世政治家所继承。管仲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并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三宝”并重的思想，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主张。总之，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在齐国形成了一种讲求实际、重视实效、推重实业的社会意识，从而形成了齐文化传统。
姜太公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其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可以说是肯定了姜太公作为中国兵家始祖的地位。姜太公的军事思想对齐国的影响最深，使得中国古代的兵学，历来都以齐国为最。先秦时代，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大部分都出于齐国，如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单等；最杰出的军事著作也都出于齐，如《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其中《孙子兵法》更是一部震古烁今、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军事巨著；而一些深受齐国兵学影响的非军事学者如晏子、荀子等也都熟谙兵道，喜论兵法，所以《晏子春秋》、《荀子》中也都有论兵的重要内容。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源自姜太公的流风余韵。秦汉以降的历代兵家如张良、曹操、诸葛亮、李靖等人，也都从姜太公军事谋略中获得教益，得到启发。此外，后代也有很多人伪托姜太公之名撰写兵书兵法，以致种类繁多，乱花迷径，难以考辨，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姜太公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总之，姜太公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文韬武略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封神榜》等中国民间传奇和故事中甚至被塑造成一个可以通天地、役鬼神的得道高人，成为一个被神化的人物。
参考文献：
1.姜国柱：《姜太公评传》，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徐树梓主编：《姜太公与齐国军事文化》，齐鲁书社1997年版。
3.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